普鲁斯特的抬棺人们

Oberkampf 的日记 | 海外志

今年五月初的一天,我临时买了一张从巴黎去鲁昂的火车票,明显是冲着福楼拜而非高乃依或圣女贞德去的,车开到一半,朋友来信问我是不是赶着那天是福楼拜的祭日敬献花篮去了,这我倒没注意,但既然这么适逢其时,也不觉得一个人旅行有那么triste了。

通常有假期的时候,我多会往法国以北的国家走一走。即使去南法如阿维尼翁这样的城市也能让我赶上天阴雨湿,朔风卷地的天气,遑论行走在法国北方的地界了。到达鲁昂的下午也是愁云惨淡,寒气逼人的时节,由于出门前没来得及订旅馆,于是打开缤客即刻预定了一家距火车站不远,价格又公道的青年旅舍,在靠近码头但不临着塞纳河的一条街上,我还撞见一座福楼拜的铜像,其实只要是福楼拜的踵武者,都应当有吞噬“文学待人不薄,文学使人痛苦”这把双刃剑的自觉。由于难以说清的天气原因,我也不能四下无人发表个类似在谁谁墓前的讲话,最好还是博絮埃体的,为了不在这个街区迷失得太久,还是先灰头土脸地去旅店报到吧。

进得旅店才发现掌柜的是一个中国女人,正在跟她的混血孩子用英文交流。打开房门,房间里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日本老人,看来是一个背包客,去过好几次中国,包括重庆。我现在越来越不知道怎么介绍重庆这座城市了,定语从句通常是它是二战时期的中国首都。好像显得很重要一样。他一个人在欧洲已经环游五个多星期了,先是在西班牙等国家,现在又来到了法国。由于我对鲁昂这座城市之前的认知特别少,心想一个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这么不起眼的地方,不是因为福楼拜还能因为谁呢?老人说他不太了解法国文学,倒是阅读一些中国作家,最喜欢的是鲁迅。日本人喜欢鲁迅似乎很常见,以致于国人多要借鉴东瀛的研究成果,小说家如太宰治还写过《惜别》 这样的作品,只是这位老人与鲁迅的关系更近了一层,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前于上海的医院工作,是鲁迅先生去世前的日本值班护士。上网一查确乎有这件事,一时间感觉自己和历史通了电,只是萍水相逢,翌日就各奔西东了。

作为一个多年来把陈散原“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挂在嘴边的旁观者,我最近不知怎么关心起国家大事起来,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喜欢关注告示里说谁给谁敬献了花圈以及敬献者的排名和有无,或者死了有无葬身之地。照理说,人死了,谁围着身上这块红布转了一圈也是不知道的,它不像婚礼,来的宾客有谁,送了多少红包你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但总归有心不甘情不愿的人希望自己的后人托话告诉自己,好让自己知道这辈子交情的亲疏到底几何。

对于生前就荣誉加身的人来说,不说这身后名能延续多久,起码可以想见葬礼会是比较隆重的,法国的伏尔泰,雨果等“文豪”都被举行过盛况空前的国葬。鲁迅先生的去世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有两万多人参加了他在上海的葬礼。他的灵柩披着印有沈钧儒所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谁能给鲁迅抬棺,送他最后一程,估摸也能证明在”文学场“有了些身份地位,这当中就有巴金,胡风,聂绀弩,萧军,叶圣陶,张天翼等作家,他们或是朋友,或是学生。要说鲁迅先生一生树敌无数,那些大量拐弯抹角或直言不讳的骂人文章,即便有些思想价值,也谈不上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即便如此,有过一场盛况空前的葬礼,似乎也是恩仇尽泯了吧。

想来国家大事也是我觉悟太低,关心不了的,于是想到自己园地里更熟悉一点的人物:普鲁斯特。亨利米肖有句诗说 Dis-moi qui tu hantes, je te dirai qui tu es,老实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关注网上一些不入流的人事,对普鲁斯特的遗忘是需要治愈的,也还没买过七星文库那样的装饰品。正如苏轼说的,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普鲁斯特作为一个出没于巴黎上流社交圈的公子哥,他的反复无常,他的尖酸刻薄,让不少人难免不误会地对号入座,到头来也是不得人心居多,这会不会是他留给我们的刻板印象呢?除了不时去拉雪兹公墓献花,去一些和普鲁斯特有关的巴黎场所,今年六月我又去了一趟贡布雷,这次在展厅的中途,我更多留意了一张普鲁斯特微笑的照片,和大多数照片里的愁容骑士形象是大相径庭的。不止如此,普鲁斯特不是足不出户,而是一个大旅行家,到过法国和欧洲许多地方之人,普鲁斯特不是胆小懦弱,而是一个为了自身名誉勇于决斗之人,所幸最后只是擦枪走火,普鲁斯特不是没有主见,而是年纪轻轻就能写出一篇《反对晦涩》对文坛盟主马拉美的象征派诗歌美学提出中肯批评之人,尽管他后来批判地继承了不少。

让我们回到去世的前夜,第一个来敲门的是一个叫Ernst Forsgren的瑞典小伙,从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点,遗憾地是那时候普鲁斯特恰好不在家。我们知道Albertine的原型是普鲁斯特的一位司机兼情人,后来他不幸驾驶飞机在法国南部坠海,现在的司机叫Odilon,是他后半夜把普鲁斯特送去RItz饭店的。普鲁斯特睡不着,睫毛跳得很快,像是夜晚扑灯的飞蛾。

天开始亮了,将近10点钟,Bize医生来了,按要求给普鲁斯特打了一针。接着,普鲁斯特的医生弟弟也来了。接着是Babinski医生,Charcot的学生,前几个月我就好几次在巴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神经科大楼里接受核磁共振的肌电图,脑电图的复查。三个医生像是圣经里的三个博士在一起讨论着。下午四点一刻,普鲁斯特停止了呼吸,弟弟Robert闭上了哥哥的眼睛,他告诉塞莱斯特,c‘est fini(结束了)。

接着,普鲁斯特的前任之一,作曲家Reynaldo Hahn来了,也是他发出了那句著名的电报“Notre cher Marcel est mort ce soir”(我们亲爱的马塞尔今晚离开了)。第二天,朋友们就相继来了,保罗莫朗,Lucien Murat公主,Georges de Lauris等等,而Robert Dreyfus没有勇气呆在停尸间,他们中不少人就是小说中人物的原型。

白先勇的小说《国葬》是以国民党高级将领为人物的,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通常只有文坛领袖的死才能引起轰动效应吧,比如马拉美去世的时候,可以说是寰宇皆惊,举世哀悼的。普鲁斯特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沙龙主人气质,就连回头看龚古尔奖评选历史,少有的明智之选即1919年12月,《追忆》的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也是普鲁斯特多少公关得来的,大多数时候他都呆在客厅的某个角落,或者像新近发掘的疑似影片里,从婚礼现场的人群中脚步匆匆地走下台阶。就连他的女仆塞莱斯特也说,普鲁斯特这辈子没有爱情,也没有真正的朋友,那么,不懂得“礼尚往来”树倒猢狲散的普鲁斯特,从临终到入殓,从送殡到下葬,都有哪些人来了又去呢?在《红楼梦》第十四回秦可卿的葬礼上贾宝玉路谒了北静王,那么,普鲁斯特的灵车辙迹中有没有这样的情愫呢?同样得年51的巴尔扎克有雨果为他写葬词而为普鲁斯特写葬词的又知是谁呢?

在这些人物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一位外国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当时他正像一朵穿裤子的云在巴黎游学,尝试创作“楼梯体”诗歌,他希望有人告诉他谁是当时法国的大作家,人们给出了两个人名:安纳托尔法朗士和亨利巴比塞,法朗士据说是小说里作家贝戈特的原型,但马雅可夫斯基的“引路人”听后笑话了这个坏品位,说他应该见见法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只可惜这人生的初见就是在对方的葬礼上。11年后的1930年,诗人在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开枪自杀,36岁。

在送葬的行列中,科克托无疑是心情极为沉重的,好在有他认识不久的同性情人,年仅16岁的“神童作家”雷蒙拉迪盖在他的身边,葬礼上演奏的是拉威尔的Pavane pour une infante défunte,其实普鲁斯特不大欢喜拉威尔的音乐,他更中意的是德彪西。简单地吃过几个煎饼后,他俩率先搭乘计程车去往拉雪兹公墓而去,普鲁斯特将在那里和自己的父母合葬。四年以后,年仅20岁的雷蒙拉迪盖步普鲁斯特的后尘撒手人寰,留下《魔鬼附身》和《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两部炽烈的爱情小说。拉迪盖的死对科克托的打击很大,度过好些年颓唐的时光,但时过境迁还是有新欢出现了,但是普鲁斯特的死直到60年代在接受采访时,科克托那落寞的神情还是挥之不去的。

还有一个人叫莱昂都德,在普鲁斯特去世第二天最早来的,哭得很厉害,我们熟悉的那个作家都德的儿子,他和弟弟吕西安都德都是普鲁斯特青年时期的好朋友,也有说法是弟弟一度是普鲁斯特的情人,满城风雨让普鲁斯特愤而选择跟人决斗。哥哥在普鲁斯特的葬礼上可以说是忙前忙后,和塞莱斯特一起尽了最大的心力。一百年以后,都德这个文人家庭有一个男孩选择手术后做一个女孩,并出版了自己的变性经历。

普鲁斯特在去往拉雪兹公墓前要去的教堂是Saint-Pierre-de Chaillot,位于巴黎20区,原来的教堂在三十年代已经被摧毁,现在是少有人问津的一个复建的église了,就像他生前最后几年住的chambre已经被挪移到巴黎的Carnavalet博物馆,和他的好友诺阿伊夫人的香闺比邻而居了。

Maurice Barrès是当时著名的右派反犹作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站在左拉的对立面,不过现在大家只记得左派的左拉了。在葬礼上,Barrès小声地说道:多么棒的葬礼,但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的年轻人是个犹太人。四年后的1923年,Maurice Barrès去世,1924年,获得诺贝尔奖后三年的法朗士去世。

虽然看不到十里长街送总理那样的悲伤场景,但整个葬礼的空气还是异常凝滞的,沿街是些小土丘,稀疏的草坪,枯树,更糟的是梅尼蒙塘街,一片荒凉。这里已经要远离小巴黎了,再远的地方在当时可能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宇宙奇点了。一个插曲打破了这份窒息:

普鲁斯特的朋友Fernand Gregh有一只名叫Flipot的小狗,它突然挣脱了主人的管控,钻到普鲁斯特的鲜花棺椁下面去了,这个棺椁的形容像《包法利夫人》结尾那个棺椁的细纹描写一样令人心碎,然后小狗又惊慌失措地逃窜不见了,可怜的Fernand Gregh,可怜的Flipot,他们让每个在场的人都笑出了声,他们本不该成为破坏葬礼气氛的“罪人”。

在墓前发表讲话的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普鲁斯特去世后莫里亚克其实就去了他家,摄影师曼雷刚为他照了遗像,现藏奥赛博物馆,Paul César Helleu给他画了遗容。莫里亚克看到的是一个快要完全腐烂的尸体,是再也叫不醒的拉撒路,他感到普鲁斯特被自己的作品一天一天吞噬,这个害怕吃饭耽误了写作时间的作家,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几乎没有了进食的意愿,但能感觉到比孕期的女子还强烈的饥饿感。他曾经错误地以为空腹还能治疗他的疾病。现在只留下一具躯壳,不同于前年得到龚古尔奖时候的门庭冷落,记者们这次蜂拥而至,跟现在的媒体没有什么两样,社会就像一个大的火葬场,等着他们从燃烧的火焰中取出几块销骨来追随成一篇篇似乎跟逝者很熟的哀悼文章并获得一时的关注和销量,而那些与普鲁斯特交恶或不熟的王公贵胄,商界名流这会儿都和死者热络了起来。

这篇文章发表于1922年的12月2日,也就是三年以后,莫里亚克认为普鲁斯特创造作品的纯粹狂热是巴尔扎克还要为稻梁谋的作家也无法想象的。普鲁斯特晚年离群索居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我补充一点,阅读普鲁斯特的朋友都会知道,他对电话等新兴通讯工具给人类关系带来的变化有着敏锐的直觉,但最后的几年他不但闭门谢客,甚至取消了电信局的电话费预订。去世前几天,赛莱斯特焦急地希望上帝能让她的主人对她说些什么。莫里亚克说,哮喘疾病确实帮助他远离了尘嚣,但自觉离开繁华盛衰的名利场,需要多么强有力的自觉自愿。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继续着对死亡的思考,并认为对“作家贝戈特之死”这个著名的桥段有帮助,是怎样崇高的耐心,让他得以超负荷的完成这非人的工作,莫里亚克很早就意识到这份写作中的时间流动和普鲁斯特的亲戚哲学家柏格森的“时间观”的亲密。写作不是娱乐,它要与生命等观,甚至比生命更多,它要比哲学概念的悖论走得更远,即使这哲学已经是关于“悖论”的廿世纪哲学,这样拔高文学是不合适的,正如那些贬低的言论一样让我嗤之以鼻。

尽管天主教作家莫里亚克吃惊地发现普鲁斯特的作品里上帝是不在的,但你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大教堂结构还是大量的宗教词汇,普鲁斯特要做的事情便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业绩,就在去世前几个星期,他发现自己找到了应许之地,于是在文稿上郑重其事地写下了fin。和瓦雷里出生于同一年的普鲁斯特如果活得更久,他后半生的世俗辉煌是可以想见的,他对作品有耐心,但他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耐心了。我们知道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现世肉体的,一个后世精神的,作家也是如此。

真正在葬礼现场布道的是Marie Murat, 哈恩和他的妹妹,Delouve神父和Diaghilev等人,他们说了什么已无可考。料理完后事以后,在医生弟弟的建议下,塞莱斯特回到了乡下生活,而几年后的1924年Odilon不想再为任何人开车。他卖掉了自己的红色雷诺,在巴黎六区买了房。1935年,致力于出版和整理哥哥著作的弟弟也离开了人世,和一家人葬在了一起。

在关于拉雪兹公墓的纪录片《永远》里,按照我老家的说法,一个老奶奶经常来给普鲁斯特一家浇水洗脸,对于普鲁斯特这样的时尚教主,把脸擦干净了见客不算浪费写作时间。

普鲁斯特大抵是不信佛的,所以送葬的行伍到了阴间也不会过奈何桥,喝不了忘掉记忆的孟婆汤,更不会经历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

我背过的第一首葬礼诗是《周总理,你在哪里》,那是初一时候参加学校的一二九朗诵比赛,站在前排的是我和班上一个漂亮的女孩,只因为她临场的时候表情动作有些变形,紧张忘词,引得最终笑场的效果。来到巴黎的头几天我就去拜访了周总理在巴黎居住的寓所,如今已经改造为一个破落的旅店。后来我听说那女孩回到我们县城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当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前两年结了婚,没多久又离了婚,而那个初中时代追求她的男生已经远走荷兰。我知道在中国的大小城市,有多少中学语文老师,不能满足于当下的生活,都有着包法利夫人的幻想和忧郁,子女又多在外地打拼或远嫁,她们的精神世界是应该得到关注的,就像关注普鲁斯特的忧郁一样,而生在普鲁斯特之后又渴望写作的人们,在这个巨大的幽灵面前,难免会有更深的忧郁,而这个经验匮乏的断片化的写作和生活状态则加深了一些作家的不安,除非你假装不知道文学世界曾经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疯魔。不过啊,自打我在巴黎生病住院以后,至少我个人是决定保命地学习过快乐无忧的生活了,实在没有时间和身体坐困愁城,更多想望的是普鲁斯特的那一张笑脸了。其实,普鲁斯特是要教导那幸福的少数人如何学习快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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