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旧史|留影中南海,明星夏梦的高光时刻

后浪 的日记 | 看电影

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金庸先生的梦中情人,著名影星夏梦昨夜仙逝。夏梦是香港公认西施演员,也是香港左翼电影的代表人物。谨发此文,以表哀思。

“夏梦装”标配


仲夏夜深忽然有梦,

梦中遇见多姿丽人,

清淡的芬馨随风飘漾,

轻盈的步伐带来了

苗条袅娜的倩影。

雪白的衣衫仿如鸽羽,

眼若明珠,唇似珊瑚,

仪容显得纯洁又温柔

光华璀璨使人神往。

夜莺扬喉为女郎歌唱,

她翩然而过 环佩铿锵,

银色的月光照肌肤如白玉,

愿梦境长留 永驻睡乡!

——李如云《夜歌》

李如云的这首《夜歌》发表于1952年9月第20期的《长城画报》,描述的是当时香港长城电影公司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夏梦。这个美丽的名字,在今天的大陆几乎已经被年轻人完全遗忘,而上了年纪的观众对她也知之不多。网络上,夏梦大都是作为“金庸梦中情人”的身份出现,而实际上,撇去这些风花雪月的流言片语不谈,夏梦有着迄今为止香港女演员中首屈一指的崇高地位,她的倩影凝聚在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历史片格中,她曾多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至今仍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唯一的香港女性顾问。

本文作者沙丹与夏梦合影


▍为什么是夏梦?

一个明星的诞生,总有其内因和外因,有时更伴随着些许机缘巧合。就夏梦成名的内因,我认为简单总结就是:外貌气质绝佳,家庭背景单纯,品行谦虚端正,文化素质较高。这几点在当时的环境中缺一不可。首先,好的外貌气质当然是一个女演员起步的内在要求,这很需要老天爷的眷顾,偏偏夏梦就是这样一个不世出的绝代佳人。

夏梦原名杨濛,1933年生在上海,1948年举家迁居香港。年仅4岁的时候,她的生日纪念照片就已经被摄影师挑中,放大陈列在上海的照相馆橱窗里 ;到了17岁的青春花季,夏梦已经具备了成为电影演员的优良条件,她面貌清丽脱俗,身材苗条高挑(据她本人介绍,自己身高五尺五寸半,约合一米七,以至于后来一般男演员都不好和她搭戏),由于热衷体育运动(尤其是游泳和打球) ,她比同时期的很多女演员更多了一份健康的自然美。这即是夏梦出类拔萃的“星相”所在。

家庭背景单纯是夏梦的另一优势。我们尤其要注意,在夏梦被发掘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国际冷战大幕也早已拉开。作为左派的“长城”公司,旗下演员的出身及其家庭背景,往往是公司“造星”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在夏梦之前,“长城”所倚重的,还是“向左转”之前便和公司签约的李丽华。被称为“小咪”的李丽华比夏梦大几近十岁,成名已久,她的样貌和演技毋庸置疑,但其人生阅历十分跌宕复杂,经常八卦绯闻缠身,相比之下夏梦就像是干干净净的一张白纸。

▍美丽的人,美丽的化身

她虽然年纪很轻,但拥有超人的智慧,这让她具备了中国女明星所少有的主体意识。并且随着夏梦在“长城”的不断成长,这种主体意识越来越强,最终和制片厂完全合为一体。观众提到“长城”,就想到夏梦;而说到夏梦,也就绕不开“长城”。

夏梦成名作《禁婚记》


在冷战时代的香港和南洋,电影往往用软性的娱乐形态来诉诸意识形态,以促进文化认同,进而争取海外侨民的支持。正如“长城”公司的宣传广告中所标榜的:主题正确,制作严谨,出品最佳,售座无敌。确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长城”公司最为辉煌的时期,而首席明星夏梦在其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她那美丽的容颜、精湛的演技,让观众抛却了左右的门户之争,而沉醉于一种纯正的中国式的美丽。

而真正能让“长城”电影大放光彩的舞台还要数祖国内地。但是,由于当年内地的意识形态环境和香港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即使是左派机构出品的影片,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在内地公映的。据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中记载,夏梦的《禁婚记》在内地就属于被禁的香港影片。 而当年香港报刊曾报道“《娘惹》《狂风之夜》《枇杷巷》三片国内已获通过” ,但是我迄今并未在内地的报刊上找到这几部电影的发行放映情况。

《孽海花》,夏梦与男星平凡搭戏。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1961年7月曾编辑出版了一个内部文件《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统计资料汇编》,其中记载的最早在大陆公开放映发行的夏梦作品,是1954年12月发行的《孽海花》,共制作22个35毫米拷贝,放映16347场,观众人数872.2万人次;1956年5月发行《绝代佳人》,35个35毫米拷贝,放映21725场,观众人数1164.5万人次。 这些作品在内地上映均要滞后于香港一年左右,且没有制作16毫米拷贝,显然基本上只限制在城市影院放映,不过场均观影人数都能达到500人以上,足以显示出夏梦在内地不俗的影响力。

或许此时的她还不曾想到,很快到来的1957年对她一生而言会是多么的重要:这一年,24岁的她将奔向北京,走进中南海,这是真正属于明星夏梦的高光时刻。

▍留影中南海

夏梦是在1957年4月期间来到北京的,当时文化部搞了一个优秀影片颁奖大会,表彰1949年至1955年间的一些优秀影片及先进工作者。这当中的作品,不仅有国营厂的影片,也有私营厂、香港左派机构生产的作品;不仅有故事片,也有舞台艺术片、译制片、纪录片、美术片和科教片。由夏梦主演,李萍倩导演,林欢(即金庸)编剧的《绝代佳人》便位列获得荣誉奖的五部香港影片之中。

金庸作为编剧为夏梦量身定制电影《绝代佳人》。


这是新中国国内电影评奖的第一次,它的出台跟当时毛泽东所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时代大气候有着直接的关系;但非常可惜,由于后来政治局势的突转,以及对于电影制片厂公私合营的改造完成,这种济济一堂的景象并没有延续下去。虽然1962年5月开始有了《大众电影》百花奖,但这时已经没有香港片和私营厂影片什么事儿了;香港电影再次出现在国内的获奖表彰中,就要到二十多年后张鑫炎那部让李连杰横空出世、家喻户晓的《少林寺》(1982)了,该片在1983年4月文化部“优秀电影奖”评比中被授予了“特别奖”。

赘言不谈,回到1957年的文化部优秀影片颁奖大会。这次大会是在4月11日于虎坊桥的北京工人俱乐部召开的,当天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王阑西、电影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工作者代表1500人参加了会议,盛况可谓空前。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即茅盾)在授奖大会做了题为《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电影》的讲话 。他把这次大会称为“中国电影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值得大家永远纪念的光辉的一页”,并指出举办大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电影工作者取得的重大成就,鼓励多年来他们积极的创造精神,并希望他们能在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引下“发展创作、繁荣创作、提高影片质量,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以上这些话显然主要是针对国内电影业而言,而对香港电影,沈雁冰则指出“香港的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在各种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摄制了许多有意义的影片,在国内放映时获得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因此他也代表文化部及个人,“向远在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祝贺”。

颁奖大会后,紧接而来的是另一个重要会议——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其主要的议题是成立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这也是今天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前身。中国电影家协会名义上成立于1949年7月(当时名为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但实际上并无具体行政职能,1952年便基本停止活动;而1957年4月的这次大会是极为关键的,它提出了联谊会的宗旨,通过了会章,选出了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理事等175人,尤其还给香港、台湾各保留了10个名额,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家协会中有5位港台理事,夏梦位居其中。4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草坪接见了出席联谊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因此便有了他与夏梦亲切握手的那张珍贵照片:照片中年仅24岁的夏梦烫着时髦的卷发,一脸喜悦地望着慈祥的主席,内心肯定是相当激动的吧。有趣的是,这张照片夏梦和毛泽东中间还露出邓小平的正面笑脸,要知道邓小平和电影界人士的合影,要远远少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这或许是极少有的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同时与电影界人士的合影照片。

1957年,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夏梦


这一天的下午3时,夏梦等60余位电影工作者又在中南海紫光阁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在讲话中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讲话也对“双百”方针做了阐释,并希望电影界本着“大同小异、通力合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原则处理好十种关系,把工作做好。这当中针对“内地与海外”的关系,周恩来尤其指出“香港制作的影片,不能要求同内地制作一样,一定要照顾到海外观众和环境上的特点” 。这实际上便是肯定了香港左派电影机构数年来的探索,肯定了袁仰安为代表的左派电影领导层的制片方略。在这次接见活动中,年轻的夏梦作为香港电影代表被给予了“特别照顾”: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她和周恩来的数张合影,其中有一张是众多国内知名女演员和邓颖超、周恩来的“全家福”,这当中包括宣景琳黎莉莉王人美白杨上官云珠舒绣文吴茵于蓝黄宗英胡朋石联星、岳慎等等,老中青三代星光熠熠,而年纪最小的夏梦就被安排在总理的身边,亭亭玉立,尤显出众。

1957年,夏梦与周恩来、邓颖超和众女星合影


▍要讲“香港”话,不讲“北京”话

在1957年的这次进京活动中,周恩来的和蔼可亲、精力超凡给夏梦留下很深的印象。很多年以后,她还记得当年和周恩来共进午餐、喝茅台酒、联欢舞会跳舞等等细节,总之无拘无束,像回到家里一样。她尤其回忆道:

在联欢舞会上,我和总理跳舞。在跳舞时,我说:“请总理对我们的工作给点指示。”总理笑着说:“你这是在讲‘北京’话嘛!你是香港人,不要讲‘北京’话,要讲‘香港’话。”“在香港这个地方,可以做很多工作。用影片团结华侨,宣传爱国主义。”在和总理共舞时,记者拍了不少照片。当我把照片拿回电影公司时,同事们看着照片笑着说:“你平时拍的照片都是正面的,这回却全是背面的了。”我也笑了。但我心里在想,能有机会和敬爱的周总理在一起拍照,就是留个背影,我也是从心底觉得非常荣幸的。

周恩来叮嘱夏梦要讲“香港”话,不讲“北京”话,与他在公开讲话中论述“内地与海外”的关系是一致的,也和新中国对待香港的基本政策紧密相关。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面对解放军大举南下的汹涌之势,英国对于新中国的军事动向和外交动向(尤其对于中国是否将武力收回香港)是极为紧张和充满忧虑的。为了保住自己在香港的地位,英国在西方大国中首先承认了新中国。但与此同时,中英之间又因为防卫、边界、难民等各种问题摩擦冲突不断,在文化领域,则发生了1952年1月递解司马文森、刘琼舒适等十余位进步影人出境,同年3月《大公报》因转载《人民日报》短评而遭查封等事件。 以上诸多事件,我方有我方的强烈不满,而到了时任港督葛量洪爵士的笔下,又自有他的辩白和强硬态度。 所幸,虽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双方都算克制,战火并没有烧过深圳河。

为什么如此激烈的摩擦都没有酿成战争之祸?曾多年在香港负责统战和宣传工作的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在1998年的自传《金尧如五十年香江忆往》中曾披露过一个重要史实:即其实早在1949年夏解放军渡江战役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已经决定暂不收回香港。他指出从毛、周的战略思想来看,“收不收回香港不决定于‘洗雪国耻’和‘维护主权’,而决定于是否有利于创建国家大业、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有利于分化美英反华联盟、有利于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有利于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 因此,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后,周恩来就对香港工作政策有了非常重要和明确的五点指示:一,香港暂时不解放、也不撤出,要坚持这个阵地,等待历史创造条件来解决;二,开展爱国主义宣传和开展最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是一项长期任务,而不是开展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宣传和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三,要争取团结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要和不同意见的人交朋友。这就是说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并不排除“反对共产党的人”;四,要安心于寄身港英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不要想去反对它或改变它;五,全国胜利了,但在香港还要谦虚谨慎,对同胞要与人为善,对事情要兢兢业业。

正是在周恩来对港工作明确的指示下,主管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都一直在行之有效地贯彻执行此项政策,直至“文革”爆发、“左”祸横行。他曾三令五申地要求驻港党组织和左派机构隐蔽精干、保存力量、长期坚持、合法生存。对于左派报纸,他指示《大公报》《文汇报》等机构不要办成“党报”,以当地民营报纸的身份出现,如果出现亏损现象,每年中央财政会将经费注入中资银行的私人户头(有些是化名或伪托,也有真人),来暗中补贴。 而对于左派电影业也是同样办法。廖承志辞世后,夏梦曾撰文回忆说:

记得我初入长城影业公司的时候,常听人问:“我们在香港的电影公司,应当拍些什么样的题材呢?”对于这个问题,廖公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摄制题材无限宽阔,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年。”廖公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成了我们编戏的总方针。

回忆“文革”之前,我之所以能够以十七年短促的时间,拍出四十部影片,除去当时的同行——编、导、演的共同努力与帮助外,廖公的指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扩大了我的眼界和思路。大家心胸开阔了,广开戏路,就不成问题了。在我所主演的影片中,有反映几千年古代生活的《绝代佳人》,有表现“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有以香港小市民生活中的悲喜剧为素材的影片,甚至有越剧舞台上的《三看御妹刘金定》。如果没有廖公的指示,尤其是在当时,内地在搞文艺革命,而香港方面又对我们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我们是不可能把这些多种多样的影片搞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廖公的“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年”的指示,使得我们香港的进步电影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我们的银幕呈现出一片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

夏梦所言不虚,历史的事实证明,当中央实事求是,依据香港的特殊地缘、历史条件制定政策,宣传爱国主义,不宣传社会主义,讲“香港”话,不讲“北京”话,香港左派电影便进入了健康发展的繁荣期。今天通过保存下来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左派机构尚且还拍过《冬去春来》《火凤凰》《血海仇》《枇杷巷》这种意识形态相对激烈、鼓吹革命反抗精神的作品,但很快地,在周恩来、廖承志等中央领导的直接指导下,香港左派电影开始向着健康写实和商业类型逐渐转变。大导演张彻《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一书中也说道,“左派公司”和“自由影人总会”旗下的所谓“右派公司”(比如邵氏、电懋)分属不同阵营,但“实际上,它们并无什么意识形态之‘左’‘右’可分,基本上都拍商业电影,惟‘左派’可能得到若干资金方面的支持,与中国大陆有相当联系。在我这‘外人’看来,联系也并不紧密,资金情况则与新加坡之于‘电懋’相仿,看来也似非充裕” 。在香港这个冷战时期特殊的国际城市,“左”“右”影业只是分属政治阵容不同,彼此并不存在相互打压(反倒是“左”“右”阵营内部竞争不断),它们共同促成了华语电影业进入一个辉煌的黄金时代。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左”“右”分明的表皮之下,也有电影人左右逢源,有时为左派效力,有时又投向右派,有的甚至同时为左右两派拍片,这也正提醒我们,历史本身的细节是多么的丰富、复杂、充满血肉,绝非过去官方史学中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所能简单概括。

本文摘自奇爱博士沙丹所著《幕味:重访影史与策展实践》,题目为编者所加,内容较原书有部分删节。

查看原文  © 版权属于作者  商业转载联系作者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