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洋彼岸拾荒的中国老人

🐟 的日记 | 海外志

他就像我见过的大多数随着子女移民到美国的中国老头一样,五六十岁,矮矮小小的,头发泛白,背也有些驼了。他的衣着还停留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款式,深蓝色的大棉袄,黑色内衬,两只袖口和领口各翻出一截黑色的短毛,脚上是一双破破烂烂的耐克球鞋,大概是儿子穿腻了的。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大三的时候。我刚搬了新家,中午下课回家的路上正巧碰到他从我家后面的小巷子里走出来,提着4个黑色的大垃圾袋,鼓鼓囊囊的,袋子里易拉罐和玻璃互相碰撞的声音叮当作响。

我们学校旁边的楼房都很古老,基本都是三四层的欧式洋楼,没有先进的垃圾处理系统,我那个楼甚至连垃圾间都没有。所以我每次都要经过那条小巷子绕到楼后面,把囤了好几天的垃圾一股脑扔进那一排高高的灰色垃圾桶里。

那里也是那条小巷子唯一通往的地方。因为很多住户共用这一个垃圾倾倒处,而且空间狭窄,垃圾车根本不能直接开到里面,又赶上倒霉碰见个不负责任的物业,垃圾经常两周才清理一次,所以楼后面的景象虽不能说不堪入目,但绝对是难以让人忍受的。反正除了皱着眉头倒垃圾,我是不会没事儿跑到楼后面旅游观光。

一个肤色熟悉,穿着熟悉的男人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我自然会“下意识”地多看两眼。我不经意地上上下下来来回回打量了下他的样子,凭着他的外表和躲闪的眼神,还有我潜意识里的所谓直觉,我用0.2秒判断出他是跟随着自己子女来美国定居的老头儿,70%的可能性来自中国18线城市或者农村。

我继续淡定地往前走,和老人擦肩而过时,我用余光看见他不自主地站住了,好像有些慌张,我又回头看了他一眼,瞥见他右手上有好几道被垃圾袋勒红的痕迹。

我对他挤出了一个友好的笑容。

这种美国式笑容难不倒我,就好像是那种走在路上眼神撞到陌生人时必备的回应方式。他也看了看我,没有像普通陌生人一样回给我一个类似的笑容,反而低下头,避开和我眼神接触,右手手掌攥了起来。

我转身回家了。

老人的那种反应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和朋友在一家爆火的海底捞等位置,旁边站着一个穿着土气的老奶奶,跟她一起来的叔叔阿姨都上前台问询座位的事情了,没有人管她。她不知该坐下,坐哪里,还是上前找自己的儿女,她四处张望,就像个第一次进城的孩子,迷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不知所措。海底捞的服务员过来问她是几号,她的嘴一直开开合合,却发不出声音。

有一次我偶然跟一位前辈聊起拾荒老人的事,他是个移民美国10多年的叔叔,他说这样拾荒的华人,尤其老人,其实有很多,包括自己刚从3线城市搬来波士顿的父亲:原来是高中语文教师,而且小有名气,获过不少奖,市里很多教育政策都出自他不畏强权的谏言。现在不会说英文,找不到人说话,每天在家里闲得发慌,不敢吃不敢穿不敢给自己买东西,连唐人街上的15块一位的小理发馆都嫌贵,结果堂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书生学会了给自己剃头。

后来那位老爷子不知听了谁的劝,出门收垃圾。一家人阻拦再三无效,就任由他去了。

我说,老人花不了多少钱,况且再怎么花,不也都是花自个儿孩子的钱么,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好容易可以在家享享清福,多好啊。

那位叔叔说,父辈们辛苦劳作惯了,猛的逼他们闲下来过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他们不肯。

我说,那也不行啊,不会说英文不会用google map,一个老人在陌生的地方转来转去,也太危险了吧...而且...

他打断我说,你不知道,孤独可以杀死一个人。

我把已经到嘴边的话咽回进肚子里,心里想,那老人们还不如就在小县城里跟街坊四邻打打麻将晒晒太阳地渡过余生呢,虽然平静,但好歹也能落个清闲。后来再一琢磨,亲身子女远在大洋彼岸,无亲无故无依无靠的,任哪个做爸妈的都不可能安安心心自顾自地享清福不是。

那段时间我每周一都没课,周末玩完忙完,我必须在周一上午睡一个长长的懒觉,直到有一次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我愣是被楼后面垃圾桶里发出的叮叮咣咣声吵醒了。因为我的房间在二楼,窗户下面就是垃圾桶 (这也是我大四又搬了一次家的原因),所以那个声音尤其响亮清脆。我怒火中烧打开窗户想叫下面的人安静点,结果发现的是那个熟悉的身影。

尽管那个人的上半身都钻进写着“玻璃品”的垃圾桶里去了,我看不到他的脸,他身上我唯一认识的是从蓝色棉袄下面露出来的黑色皮毛。但是除了那个老人,还能有谁呢。

他在那个沾满了污垢的塑料桶里翻了好半天,用戴着手套的右手拎出一只玻璃瓶,捧在手里左左右右地观察它,好像在把玩一件精美的瓷器。确认瓶子完好无缺之后,他颤颤巍巍地弯下腰,把它装进脚边黑色的大袋子里,生怕粗鲁砸碎了里面的其他物件。然后他又直起身子,探下头,埋在垃圾桶里继续工作。

巷子里那阵玻璃碰撞发出的清脆响亮的声音,如果闭上眼听,就像是故意扰人清梦的顽皮少年,而睁开眼,看到的画面却分明是老人颤抖的躯体。那个反差让我很久都不能把眼神从他身上挪开。

后来我开始收集家里的瓶子。那时候我有两个室友,大家用过的塑料瓶玻璃瓶什么的太多了。很快家里就堆了好几个装得满满的黑色大口袋。室友开始抱怨这样实在是太不美观了,我只能拜托她再忍耐两天。

一天,两天,三天。当我觉得那个老人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的时候,我朦朦胧胧在睡梦中又听见了那个令人烦躁的声音。我蹭地一下从床上蹿到客厅,拿起所有的口袋往楼下飞奔而去。出楼门口的时候看见他正提着袋子往远处走,我想叫住他,但是张开嘴又发不出声音。该叫什么呢,喂?爷爷?还是先生?用什么叫呢,中文吗,还是英文呢?还没决定好,我已经跑到了他身边。他吓了一跳。我磨磨唧唧地不知该怎么讲开场白,干脆什么也没说,直接把口袋交在他手上。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又低头看了看袋子里的东西,时间沉默了20秒。

他笑了,把几个塑料袋提手绑在一起。我松了口气,正觉得万事大吉刚转身要走的时候,他用粤语说了一长串什么,我除了听出他说了好几句谢谢之外其他的都没听懂。我咧着嘴一个劲儿说没事没事,然后头也没回地跑掉了。

我跑回到床上,头埋在被子里,把自己心脏咚咚跳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我没有小时候做完尊老爱幼事情之后的成就感,也没有施舍于他人之后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那种心理前后矛盾,复杂得理不清。

那个老人让我想起自己远在故乡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越心疼越想帮他,越想帮他就越同情他,我越同情,就越觉得这种同情是个错误:人家不偷不抢靠劳动挣钱,你凭什么无缘无故站在所谓的道德高处来同情别人。

那个场景我回忆了很久,我坚信拾荒老人最需要是尊重,作为人,同时也作为一个劳动者。但无论是背井离乡的孤独,还是暮年无力的挫败感,又或者是面对陌生面孔和陌生口音无法逃避的恐惧,我想,在这个冷漠又快节奏的美国都市里,任哪个中国人都无法把自己保护得周全。

有一次我跟同龄的朋友们一起聊了聊留学毕业之后“是去是留”的问题,是留在美国,还是回祖国。

坐在我对面的朋友说,爸妈养了你快20年,你不回到他们身边,孝顺这两个字真的白写了。另一个反驳说,可我爸妈就想让我在美国定居,我们都计划好了,等我安定下来他们就过来,一家子和和美美,还能让自己的孩子享受这边更好的环境,岂不是一举两得。

他们俩正讨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更有发展前途,以及是前途重要还是家人更重要的时候,我旁边的女生说,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留学生不知道,父辈那一代也都不知道,别说标准答案了,就连参考答案也没有。父辈的长辈们没有这种经历,没有人教他们,也没有政策或者机构帮助他们,所以在是去是留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的,不止是我们这种学生,孩子和父母都在慢慢摸索,所有人都在寻找一整个家庭的得失平衡点。

在这个关系到每个人未来命运的讨论里,我全程没说话。

后来我还是会被周一早上的噪音弄得烦躁不堪,还是会祈祷老爷爷您饶了我吧捡完瓶子赶紧去下一条街吧。同样的,我还是会刻意地把废瓶子留起来,请求室友不要发脾气。

不过我再没有亲手把垃圾袋转交给老人,而是放在了写着“玻璃品”的垃圾桶旁边。我每次都把袋子敞开露出堆成小山的玻璃瓶,自言自语嘀嘀咕咕地说,这样他应该看得到了吧。

大三下学期的时候我换了课表,没有赖床的机会,于是早上那阵约定俗成般从巷子里传来的噪音就在我生活中彻底消失了,我也很少再见到那位老人了。

大四,我搬到了离学校更远的地方。搬家的时候我把所有可以再利用的东西,我的和我室友的,都放在那个熟悉的地点,希望可以被故人捡走。

大四的公寓比大三的小房间要好很多,虽然我客厅窗子的正下方还是倒垃圾的地方,不过楼层高,所以少了很多烦恼。而且垃圾车可以直接开到垃圾站前,每天一次,非常干净。我想,这样一个地方,应该不会再有拾荒老人的身影了吧。

有一天我熬夜复习,到了4点多钟正哈欠连天的时候,楼下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响,叮叮咣咣的。我听了两分钟,竟然觉得它是这万物静寂唯我苦读时的最佳陪伴,就像是老朋友来看望我,在深夜里默默为我掌灯一样。

我嘴角上翘,享受着片刻顽皮少年的声音。

就在这时,楼上有人推开窗子,一个女人尖尖的声音冲下大声喊道,“SHUT the FUCK UP”。

叮当翻物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心里一紧,急忙丢下笔,探头望去楼下那个身影,果然,蓝色棉袄。

“sorry啦。”他道歉,结尾拖着一声长长的粤语口音。

我愣了一下,本担心老人小心维护的自尊会受到伤害,可他的语气里找不到一丝无奈或尴尬,放佛一年前那个害羞的老人不曾在他身上留下任何故事。那语气轻松得就像笑星在台上说了个稍微过分的笑话,为圆场说了句“sorry”,结果惹得观众们肆意大笑。那一秒钟,我该说自己是高兴还是悲伤呢。

我看着老人俯身放下手中的瓶子,缓缓走出巷子。他的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很短,又很长。

然后,我的眼泪就这样伴着远处口袋拖在地上的刺耳声音,在这个孤独的夜里止不住的流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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