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荒蛮暴力崇拜:一部野史 (纪念孔飞力教授)

黄二刀 的日记

说明

下班回家路上,得知了孔飞力教授去世的消息,世界上又少了一位中国学家。他的一些著作出版过中文版,最有名气的肯定是《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我读过的第一本是《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算是一种启蒙。

年前,我写下了这篇名为《神州荒蛮暴力崇拜:一部野史》的文章,用一种异化了的西方人的视角,戏谑地模仿了孔飞力和魏斐德等外国学者看待中国问题的口吻,套上一些过时的外国学者看待中国问题的观点,用来丑化中国人的形象。我把这篇文章看做一种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自嘲,我想,人们总带着傲慢与偏见去说朝鲜,说美国,说前苏联,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什么就不能带着有色眼镜看看自己呢?文章首发在公众号利维坦(liweitan2014)上,因为事前没有做这一类的说明,结果大多数读者把它当作严肃文章,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如今把这篇文章发在豆瓣上,就当是纪念孔飞力教授吧。发在这里没几个人看,但为了不伤害有限的几个读者的自尊心,还是打个预防针,文章的只是自嘲,没有什么崇洋媚外,别上纲上线。

———

周汉,又名周振汉,字铁真,笔名“周孔徒”(孔子的门徒),中国湖南省宁乡县人,生于1842年,卒于1911,可能是中华帝国清朝末期最具影响力的传媒从业者之一。他投民所好的创作能力、策划执行能力、编辑加工能力以及推广宣传能力,或许在他所处时代的世界范围内都属顶尖水平。

虽为汉族人,又名“振汉”(振兴汉室之意),周汉却一生忠于满人统治下的清廷。青年时期,周入伍湘军,在新疆服役,随军铲除了“阿古柏之乱”后伯克·胡里的异族异教势力,并在战斗生活中接触到伊斯兰教信仰和文化。虽只是担任湘军将领刘锦棠的营务帮办,却也不可避免地亲历了战争中对“非我族人”的无情屠戮,并被激情状态下的“血色浪漫”深深吸引。这种“暴力美学”和战争中养成的对异族、异教的刻骨仇恨奠定了周汉未来文艺创作的基调。

阿古柏(1820—1877)。19世纪后半叶,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建立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伪政权,强迫民众改信伊斯兰教,并得到了大英帝国政府的官方承认。清廷遂出兵讨伐,最终收复失地,史称“阿古柏之乱”。阿古柏死后,他的儿子伯克·胡里无力再与清廷对抗,后帅残部逃之夭夭,伪政权瓦解。

周在军中积累了军政关系,并凭借着自身浑厚的民俗文化造诣在极端崇尚汉文化的满族军队圈子里被尊为“学者”,这也使周汉在退伍后得以顺利进入政界,谋得了陕西省一候补道员的职位。有清一代,候补道员多为捐款而得,只有在正经官职空缺的时候才能转正,所以周汉在陕西省并无实权,平时挂一闲职,白拿工资。

中国有句俗话叫“闲得蛋疼”,几年后周汉感受到了这种淡淡的忧伤,不想再在异乡蹉跎年华,便于1884年称病告假回了老家。此时,天主教在周汉的老家湖南开枝散叶,立教堂、办学堂、开医馆,治病驱魔(有关天主教和基督教驱魔的文章,请参阅利维坦早前发布的两篇推送《细聊:何为驱魔、如何驱魔以及相关案例》《补坑:为什么看似无辜的人会被附魔》),所以信众逐渐增多。这极大刺激了信奉中国传统多神信仰的周汉。当了解到天主教信奉的独一真神和伊斯兰教信仰中的那位“真主”是同一个神后,周想当然地便将这两种宗教看成了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早年与伊斯兰军队之间残酷战争的画卷又一次在他眼前铺展开来,令他感到万分痛苦,极度渴望利用自己的专长破坏天主教在整个中华帝国境内的传播。

接下来的几年中,在家“养病”的周汉开始了以丑化天主教为目的的文艺创作,决心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武器,向上帝的子民宣战。周汉深知,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佛家、道家三家文化为代表,儒家主张“爱人”;佛教劝人慈悲;道教崇尚自然。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儒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维反映了“爱人”在具体实施时的残酷;佛家的慈悲强调不杀生,中国的出家人甚至不吃荤,但在描绘的地狱中却充满了挖眼割鼻油炸等残忍酷刑;道家则是极度自私,更多地只是关心个体的修行,而不顾其他。中国人虽生活在“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道德楷模”等光鲜的名号下,但实实在在的血气却沉睡在潜意识中随时等待着被人唤起。

在经过自主策划、创作、编辑加工和印制后,周汉于1891年出版了通俗连环画处女作《天猪叫》(天主教的谐音),书中用煽动性极强的语言惊呼:“什么天主教,妄称天父天兄,伤天理,灭天伦,何时遭天遣天诛,天才有眼。”此后,在长沙市发行的画册《射猪斩羊图》中,以“羊”代指西洋传教士,以“猪”代指天主,并配以暴力文字:“万箭射猪身,看妖精,再敢叫否!一刀斩羊头,问畜牲,还想来么?”

周汉这两本充斥着暴力语言与血腥图画的通俗小画册出版后,在湖南省内轰动一时。民众的猎奇心理被充分调动起来,后果是导致了民众对基督教信仰的无差别仇视。一时间,《天猪叫》和《射猪斩羊图》在湖南省内销售火爆,长期占据畅销榜。

周汉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谨遵圣谕辟邪全图》。大英博物馆藏。

周孔徒一鼓作气,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中又陆续创作出版了多部更加符合华夏民众暴力审美观的画册,如《谨遵圣论辟邪全图》《鬼教该死》《擎天柱》《灭鬼歌》《禀天主邪教》等。虽发行范围限于湖南省,却很快便流传到了中华帝国全境。其中仅《鬼教该死》一册的发行量就超过80万册,盗版更是不计其数;《谨遵圣论辟邪全图》凭借炫丽的画风和精湛的俗语技艺流传至今,成为当代中国网络沙文主义大军中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有力武器之一。

一时间,全国都被周汉的作品鼓动起来。事后来看,周汉调动了中国民众的多种情绪,包括民族情绪(整个汉民族因在身体和健康程度上比不上白种人,自卑与恐惧使中国人称白种人为野蛮人、畜生,并有对白种人施暴的潜在欲望)。

极端男权主义情绪(周在作品中声称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妇女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而这些试验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中曾被不同异端邪教半真半假地从事过)。

护教情绪(中华帝国民众大多信封多神论利己主义,在周的作品中,不同传统宗教和神话中的鬼魅偶像纷纷从天而降,“替天行道”,斩灭天主教徒)。

复仇情绪(用秦始皇使用过的招数对待天主教徒,焚烧《圣经》,用排泄物侮辱西方人,用棍棒杀害西方人)。

利用多种负面情绪宣扬暴力、恐怖及“爱国精神”,使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理性思考能力为零的无数华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这种对中国人来说极其罕见的团结在100多年后以包围外国使馆、损毁外国品牌交通工具、口头上抵制某一特定国家商品为主要的表现方式,往往一呼百应,屡试不爽)。紧跟着,全国接连发生多起中国民众对天主教会的集体性暴力事件,多地出现对天主教信仰者滥用私行的情况,而民众对教会人士所用的私行,多与周汉在连环画中虚构的天主教信仰者对中国民众的所作所为一般无二。

周的作品很快被放到了西方各国驻华大臣的办公桌上,在华外国人陷入到了极端的恐惧中。列国使臣马上通过外交途径督促中华帝国政府严厉查办。清廷内部就是否逮捕周汉起了争执:一部分人认为捉拿周汉虽然可以起到安抚外国人的作用,但却要承担无知群众起来造反的风险。当时,负责此案的张之洞上奏说:“湘鄂两省无知士绅,称赞周汉歌谣者甚多。仓促重办周汉,必然酿成事端。憎恶洋教者已经查明,长沙省城共有教民七十余家。此前扬言,若周汉获罪,即会将此七十余家教民悉数杀害。假如酿成此等变故,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最后朝廷只是谎称周汉患了精神疾病,革了他的闲职,仅抓了书籍的排版人员和印刷厂厂长了事。

当年张之洞谎称周汉“患有精神病”的历史文件。台湾近史所档案馆存。

一群有幸未被基督教荼毒的中国年轻人聚在一处享用面类食品,却并未使用在中国象征着文明与教养的传统餐具——筷子。有清一代,愚民统治使整个帝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在“人民在挨饿、文明在倒退”的虚假繁荣中。统治者禁止民众同外国人有任何接触,出版的正规书籍统一将外国人称为未开化的“蛮夷”,这也导致了整个中华民族在帝国时期对外国人的抵触情绪。而这一切,在中华帝国对外战争的一系列完败后才得到改观。

图为清末时期中外女性基督徒的合影。清廷允许基督教在华合法传教后,一部分中国妇女有机会得到了包括神学、哲学、医学和科学等学科的教育。在基督教信仰的婚姻观中,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听从丈夫的话语,如同人类要听从神的话语。不过,基督教信仰并未因此而把女性定义为男性的附属品,反而鼓励女性拥有自由意志,并享有侍奉神和受教育的权利。这与中国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有着巨大冲突,也成为中国人(包括被压迫的中国女性自身)仇视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之一。

周汉没有见好就收,“被精神病”的他继续未竟的事业,不但重新出版早前的旧作,还创作了一些新的作品在地下广为流传。不久后,山东发生了黑社会团体大刀会暗夜刺杀德国籍天主教神甫的教案,直接导致了几天后德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周汉听闻德军入侵的消息后气愤不已,火上浇油,呼吁“天下忠义之士”不要妇人之仁,须起来继续抵制、消灭中国的天主教。这一次周汉终于被捕,在狱中他将自己的反天主教行为与维护中华帝国的儒家意识形态绑在一起,并引用清朝前几任皇帝有关反对西方宗教的只字片语,导致清廷无法从正面对其进行批判。

周氏作品中的暴力美学风潮在神州大地上吹过,直接影响了地痞流氓阶层的世界观,也间接导致了以“灭洋”为目标的义和团的出现。义和团运动中使用的暴力和所导致的罪行不胜枚举。资料称,义和团“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义和团的屠杀中殉道。

义和团的诸多反人类行为被列强利用,成为八国联军入侵中华帝国的主要借口,给中国人带来了首都被多国军队占领的耻辱。待到北京被八国联军攻占后,无情的外国军人披着“护教”的外衣,对中国人实施了不比义和团高尚的暴行。“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迅速瓦解,苦难再一次降临在无辜的百姓头上。

好莱坞影片《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1963)用美国人的视角叙述了清廷、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三方的博弈。

义和团运动中的中国东正教殉道者,由俄罗斯正教会册封。

国耻之后,有着“就算我们野蛮落后下流无耻也用不着洋鬼子教做人”思维的一部分中国人和“即便被叫汉奸走狗也要学习西方文明”的另一部分人在不断的争执中搞出了一个中华民国。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两类人在共和国内以“五毛”和“美分”的称谓继续斗争着。早在乾隆年间,在华的外国人就曾在文章中写到,中国人“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贪赃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紧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顶”。而笔者认为,中华民族这种无意识的倒退并没有随着义和团瓦解、清朝崩溃和民国建立而得到遏制。

自中华民国成立到国共合作时期,仅北京市政府就改组四十余次,但军阀们并没有改变过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到了后来,是因为国民党有一段时间在农村搞苏式革命,才导致了旧的社会架构崩溃。但这种旧制度的被破坏并没有成为文明制度被建立的契机。拿周汉的老家湖南来说,乡村已经是一片混乱,暴力横行。当时,国民党农村运动的总指挥毛昆仑曾在一份教农协会如何对付“土豪劣绅”的教材中写道:“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1949年后,中国大陆进入“当代”,当代的历史和政治是不能随便写的,不过,谈文艺作品没关系。通过欣赏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间留下的一些诗歌,还是可以很轻松地找到与周汉文风相似的篇章,依旧是熟悉的残酷味道。当时,诗歌笔记中最常用的词汇有:老子、杀、插、砸,等等。榜样人物雷锋就曾在诗中写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横蛮野蛮是美,典雅、温文是丑,稚气未脱,却又霸气十足:

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湖北)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你的咽喉/……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她咬着不屈的嘴唇/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迎着朝霞,走在最前头……(《火红的战旗》,河南红烂漫)

杀声起,

军旗红。

冲天霹雳泣鬼神,

杀出英雄红卫兵。

砸烂八股旧学制,

横扫黑帮立奇功。

……

造反有理。杀!杀!杀!嘿!! (组歌)

这一时期,神州大地上的集体暴力崇拜最后被归咎于林氏一家的阴谋与一女三男的诡计。同一时期,中国台湾地区的日子也不好过。在经历了“‘中’美断交”、“‘中’日断交”(“中”指台湾地区),以及民众深知“反攻大陆”无望后,社会在不安和焦虑中继续发展。

台湾地区在实现社会文明与民主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黑暗。

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的突飞猛进,台湾电影工作者开始以“教育意义”为理由,拍摄了一系列以血腥、暴力、猎奇为卖点的“社会写实片”,成功突破台湾当局的政治审查,公开上映,不单迎合了多数社会底层民众的口味,还击败琼瑶类型的爱情片,成为整个台湾地区电影市场的主流。

老一代女影星陆小芬主演的一系列女性剥削电影是在当年的台湾地区异常火爆。《少女初夜权:上海社会档案》《疯狂女煞星》《女性的复仇》《少女集中营》……从片名就能预见到内容的低俗,而这也为台湾社会逐渐实现文明后台湾电影的死亡吹响了前奏。

1978年后,内地中国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的观念和实施暴力的欲望开始退潮,改变方向,开始了一直到延续到今天金钱崇拜。不过,实施暴力的愿望继续在普通大众的生活中通过文化娱乐的方式得到发泄。比如:

1982年,由中国五届武术全能冠军主演,体现以暴制暴和复仇精神的武打片《少林寺》在全中国热映。片中表现的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普遍的道德观和暴力观。1990年代,讲述黑帮小混混在无秩序的街头生活中创造秩序的香港系列影片《古惑仔》,以盗版VCD光碟的形式走进了大陆的千家万户,成为一代中国年轻人崇拜的银幕英雄。在笔者撰写此篇文章时,以“北京土著”为题材的电影《老炮儿》上映,将暴力崇拜升华为情怀,也将北京话“老炮儿”一词推广到了全国。

在音乐艺术层面,抛去每年春节晚会上推出的官方意识形态类“战歌”外,表达男性力量的民俗流行歌曲也在一定时间内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如著名音乐填词人、官方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宋某在为中国某著名晚会男歌手填写的代表歌曲《中国功夫》中就写道:“棍扫一大片,枪挑一条线,身轻好似云中燕,豪气冲云……中华有神功。”体现了出中国人对格斗技巧的追求,以及潜意识中对自身身体缺陷的粉饰。这首弘扬民族崇武文化的歌曲在20世纪90年代脍炙人口,至今仍在均价30元包夜管饭的KTV中被广泛传唱,是改革开放后大陆地区为数不多的唱遍大江南北的本土原创歌曲。

如今,中国官方对周汉在一系列反天主教事件中所起作用的评价是:“对19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活动,特别是对长江中下游各省群众性反洋教斗争风暴产生了巨大影响。”舆论界对这位清廷候补道员的评价也多为“号召人民反抗侵略”。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在互联网上已经有带着理性思维评价周汉的文章出现,不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周汉还将会一直被定义为爱国义士,成为政治需要和暴力崇拜下众多独特风情画中的小小一帧。

参考书目及文献:

1.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张戎

2. 《来份杂碎:中餐在美国的文化史》,安德鲁·科伊

3. Borrowed Place: Mission Stations and Local Adap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Hunan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by Riika-leena Juntunen

4. Mao: The Unknown Story by Jung Chang

5.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张宏杰

6.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墓地与摇篮》,杨健

7.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孔飞力

8.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魏斐德

9. 《台湾黑电影》(电视纪录片),侯季然(导演)

10. 《“谣翻中国”的清代大V》,吴致远

11.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by Jean-Baptiste Du Halde

12. 《中国历代酷刑实录》,包振远、马季凡

13. 《论清末大众传媒视野下的反教思想变迁》,黄顺力、段颖惠

14. 《即使有“理”有江湖也不可能在<老炮儿>的那个时代》,吴盛杰

15. 《民族-国家与暴力》,安东尼·吉登斯

查看原文  © 版权属于作者  商业转载联系作者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