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

小川 的阅读专栏

她总是喜欢在太阳还没下山的时候,坐在阳台上看对面那条河里的水哗哗地流过去,投射在地板上的影子在落日的缓慢降落下一点一点地偏移。这样一直看到暮色四合,大桥上的昏黄霓虹灯渐次亮起,水声轻柔,波光潋滟。她总觉得,这条河流深处暗涛汹涌着世上所有沉默婉转的事。

生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她家境不宽裕,父亲爱她如珍。十六岁生日,她得到父亲送的一台小型收音机。小小的半导体,音质效果极差,调节半天,只听到并不清楚的人声淹没在不间断的沙沙声里。但是她喜欢它,喜欢经由它所连缀的另一个世界。她拿着它在房间里四处乱窜,听到人声就高兴地停下来。有时候从里面传来歌声,有时候是好听的说话声。

在这个收音机里她遇到石头。

有天晚上切到中波,她听到一段温和女声。这个节目与她之前所听见的都不同。主播阅读来自听众的信件,向电台另一头的人诉说他们自己的故事,她深陷在这些与她生命并无关连的人事之中。后来的每个晚上她准时调到那个频道。那档来自遥远台湾的节目,与她所在的城市隔着海,她听海那边人的情感与生活。这个温柔的女声,敲打着她十六岁的耳膜,诠释她内心所有的柔软与悸动。她写信诉说自己的困惑与妄想,茫然与无措,一封一封地写在信里告诉她。

她总是在回信的最后写:“不要害怕,小姑娘。祝你幸福。”

石头出现的时候一度让她感到别扭。这个同样温柔的男声有天晚上代替了那个温柔的女声。在她单纯的固执己见里,她始终认定男人是一种永远无法理解感情的生物。他们浑厚的嗓音在她的心里总显得笨拙而愚蠢。他们无法把握感性与柔软。在她怀念那位女主播的日子里,她就这样听着那个叫石头的三十岁的男主播读着别人的信。尽管他的声音仿佛能融化在夜色里,它透过极差的电波信号从宝岛飞到她的枕头边上,传进她的耳朵。在沙沙的干扰声里,她仍然不得不承认他的嗓音性感迷人,但她后来还是给电台写了信,请求调回原来的女主播。这封信最终得到他的回复,他写:“你真可爱。”

这是她第一次收到除父亲以外的另一个男人的赞美。后来她时常给节目组写信,她希望他在那一头读她的信。他每一封都会读。

她与这个三十岁的叫石头的男人,开始接二连三地书信交流。他闯入她的生活。他开始了解有关她的一切,这个与他相隔一整片海洋的另一个城市里的年轻女子,这个与他相差十多岁的年轻女子。他写在纸上的繁体字清丽端庄,干干净净地像刻在上面。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它们,这些来自台北的信。有些字不认得,她就会找来放大镜仔细看,实在猜不出,就将它们誊写在寄给他的回信里。他每次都回复说:“你真可爱。”

他是这样的深邃而成熟,像一张巨大的网,笼罩着她微小、单纯并且脆弱的十六岁生命。

石头后来离开电台,在信中留下他的家庭住址。他说:“希望我们继续联络。”由此她对他的爱慕像疯长的野草,大片大片地在心底扎根。她没有勇气说出口。

然而在她热烈地爱着他的时候,他突然就此中断与她的联系。她甚至猜想他是否遭遇不测。她在焦灼的失落与等待中度过一段难熬的岁月。那些日子她时常想起电台的女主播在信里写的话:“不要害怕,小姑娘。祝你幸福。”

一年后她等到他来自台北的信,他娶了一个女子。那一年他三十三岁,她十九岁。

她很难过。这意味着埋藏在她心里的对这个男子的所有执着依恋,都将真正永远变作秘密继续被埋藏,不能对他讲。她依然爱着他,义无反顾。他背着妻子继续悄悄与她通信来往。这段如同遭受毒虫叮咬与诅咒的年岁,让她过早地经受了作为情人的落寞与慌乱,夹缝求生的煎熬。他们爱得小心翼翼。

有一天她接到他的电话,那是1999年的秋天,他说:“我在离你不远的城市。”她决定去找他。

瞒着父母,第一次坐飞机,孤身一人,就为了见他一面。在几万米的高空,看着机舱外翻卷的流云,她想到他们的往事,滚滚地像这一团一团散不开的烟尘。二十岁出头的她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她只知道,她要见他。

她终于见到他。偌大的北京机场大厅里,他在她背后大声喊她的名字,性感的嗓音回荡在她年轻的耳边。这个在干扰声不断的半导体里传出来的声音,现在清晰饱满地在她耳朵边响起来。她永远忘不了转身回头看见他的场景。这个她热烈爱着的已为人夫的男子,他现在站在她面前。他是这样地高大俊朗,干干净净地站在那里,这个占据她太多世界的梦,站在那里。他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他说:“你真傻。”

那一年他三十六岁,她二十二岁。

那个晚上在北京最好的假日酒店的房间里,他将她抱得紧紧的。他亲吻她,刚硬胡须在她的脸上乱成一片。他说:“你知道你有多大胆么?”她说:“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他点了一根烟,拉开窗帘。外面是璀璨灯光下的北京城,繁华又落寞。“你应该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他吐出的白色烟圈,像河流上泛起的涟漪。

接连几天,他们去了长安街、故宫、颐和园、天坛、回音壁。一路上他们说了很多话。他紧紧握着她的手,说:“你像风筝,我不能把你弄丢。”

他带着她去往各种新奇好玩的街巷。在一个胡同里,他们遇到一位算命先生。他说:“要不要算算?”她不答应。石头还是付了钱给他。她不想听,自顾自走到别的地方去。石头和先生说了好多话,她一个字都没听,之后他也没说,她也没问。

那个晚上他决定提前走。他依然抱着她,滚烫的眼泪滴在她的头发上。凌晨要天亮的时候,他们像迎接末日一样地抱在一起。她想要把自己交给他,但那一夜他只是不住地亲吻她。他说:“我很想要你,只是我走了,你怎么办?我不能再停留了。”

去机场的路上,他们没有说话,各自在计程车内看着不同的方向。她知道这辆车将带着她和他奔向终点,在那里,他是别人的丈夫,她不再是他的情人。飞机起飞的瞬间,她蹲在地上,眼泪像漫天飘洒的花瓣一样纷纷扬扬地流了一地。她狠狠地哭,是那种听不见声音的哭。

他回到他的城市,她依旧给他写信,但她的信很快被他的妻子发现。他们开始无休止地争吵、冷战。他在信里写,在他们吵得最厉害的时候,彼此都不说话。他的妻子会坐在沙发上抽烟,将整个厅堂弄得乌烟瘴气,而石头就会一个人去淡水河,站在桥上看下面流淌的河水,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去。他说他哭是因为想起那个算命先生最后说的话:“你们很般配,但是不能在一起。”

后来她就把信寄到他公司。有时他也会在周末去咖啡厅给她写。这段浑浑噩噩的仿佛苟且一般的日子,让她自责内疚又无可奈何。她在信里说:“这样的你,在我这样的年纪里出现,是一种诱惑。”他回信说:“一任落叶飘东西,管它鸿飞何处。”

她拒绝母亲为她安排的一切相亲。她将这件事在信中告诉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再一次与他失去联络。终于有天夜里她接到他的电话,他说:“我不会再给你写信,也不会再打电话,我希望有天能收到你的结婚喜帖。”

那通电话之后,她再也找不到他。

遵照他的话,她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她试着谈了几场恋爱,遇见不同的男人,但他们如何也不能与石头相提并论,那个远在台北的石头。后来她终于结婚了。她郑重地给石头寄去一张结婚请帖。

那一年他四十岁,她二十六岁。

婚礼上她见到石头,他坐在一个不易察觉的角落,笑吟吟地看着她。他没有作过多停留。在短信里他跟她说:“老公很帅,要好好生活。”

她开始工作、照顾孩子,琐事缠身。她的丈夫是不错的男人,体贴温柔又通情达理,完美得几乎可以成为所有女人的理想,她只觉得幸运。这些看起来无比整齐安定的日子,让她深陷在将他遗忘的错觉里。但这些年她依然没忘记他。他来到大陆的另一所城市工作,仍然与她相距甚远。终于在某一天的电话里,他跟她说:“请原谅当初我没有选择你,因为我是国民党军官,怎么敢想象娶一个大陆女子?”

那一年他四十五岁,她三十一岁。

石头回台湾前时问她:“见面么?”她说:“不了。”那次他们约定彼此不再联系。

打最后那通电话的晚上,他们聊了很多。天快亮的时候,他那边没了声音。她将话筒搁在枕头上,听那边传来的均匀鼻息,等他醒过来,在电话那头“喂”了一声,“怎么不说话?以为你睡着了呢,我老了,熬不住了。”他又一次睡着,她将电话挂了。

他们的感情,像一场盛大的戏剧,就此落幕。

如今二十年了,她坐在阳台上看河流里的水流啊流啊,就会想起石头。在她更为年轻的时候,不能够懂,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目睹他们分隔两地,也并不为之悲戚,但往后每一次经过门口那条河,她总觉得那里滚滚流淌着的,是她和石头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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