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老作家李纳读《丁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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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丁玲传》,作者是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与其丈夫李向东,他们研究丁玲多年,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翔实记述了丁玲从出生到病逝的传奇人生。本书是深入了解中共党史和现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建国后中国几十年文艺政策的演变,和一些文化界人士的命运尽在其中。

丁玲传

6月24日,95岁的老作家李纳王增如打电话说,“你们送我的那套《丁玲传》,昨天被邵燕祥借走了,我现在没书看了。”她还说,“你们的《丁玲传》实实在在,材料很多,有根有据,我很爱看,每天看一点,现在眼睛不行了,小刘(阿姨)管着我,不让我多看。”

王增如说,“邵燕祥老师想要看,那套就送给他了,我们另外再送您一套。李向东在旁边冲着话筒说,你的面子大,想要几套给几套!”他爱和李纳老师开玩笑,有一年冬天,李纳穿着臃肿的羽绒服坐着轮椅,阿姨推她出来遛弯,李向东迎面走来,冲着她耳朵大声说:你“像一只大熊猫。李纳答道:那是国宝。”

当晚,王增如和李向东去给她送书。

按李纳老师的话说,她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就是脑子还清楚,一点不糊涂。她上身穿一件红白格子短袖衫,下身穿一条黑白条纹裤子,正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

《丁玲传》引起李纳老师一些回忆,她有许多感想要跟作者说说。

她说,当年在延安,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鲁艺的女青年读了,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奔走相告,它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为我们出了一口气。那种感受,现在的青年人理解不了,所以他们也理解不了这篇文章的分量和影响。

李纳谈得较多的是1950年代初期的中央文学研究所,那时她和马烽康濯徐光耀陈登科等一批文学青年,都在那里学习,丁玲是主任。李纳说,“你们的书里说丁玲对青年人要求高,这点我有很深的体会。进北京之前,我在东北写了篇小说《煤》,受到好评。到了文学研究所,我有点着急,想赶快再写一篇,上一篇写了‘煤’,这一次要写‘铁’,我就写了一篇《出路》,同学都说好。”丁玲却在大会上批评说,看得出李纳很着急,但是这篇小说没有什么好,不要乱吹捧,没有扎实的生活,也没有生动的人物,没法和《煤》相比。她看到我红着脸低着头,又说:“李纳,你不要听见表扬就高兴,美滋滋的,听见批评就脸红,不好意思。”

三反五反运动中,李纳的爱人朱丹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任总编辑,被错打为“老虎”,隔离审查。李纳正在上海出差,毫不知情。她回到北京,先去文学研究所,康濯说,“李纳,你家里如果住着不方便,就住到所里来,这里有地方。并告诉她:丁玲要你去一趟。”李纳去了丁玲家,丁玲告诉她:“朱丹是朱丹,你是你,不管朱丹是飞黄腾达还是隔离审查,你都有你自己独立的人格,不要受朱丹影响。”丁玲跟学员们打了招呼,所里没有一个人歧视李纳。

有一个丁玲很喜欢的学员,在意经济收入。丁玲批评他说:爱钱,还当什么作家!

俄文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译者柳芭来北京,到丁玲家里做客。冯雪峰也来了,李纳坐在客厅里听他们谈话。她记得,雪峰不赞同苏联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说,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嘛!李纳感到,丁玲很尊重雪峰,她跟雪峰非常熟悉,非常了解,从眼神交流到语言交流,都非常默契。李纳最爱听丁玲聊天,从聊天里学习到很多,她说,“每次从丁玲家里出来,我都感觉很充实,很幸福。”

1957年,作协开大会批判丁玲冯雪峰,冯雪峰哭得很厉害,李纳和林兰坐在一起,她们看见雪峰哭,眼泪也哗哗往下掉。李纳说,冯雪峰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正派,有学问,一身正气。

李纳说,1956年底,丁玲陈明从四川回到北京,那时已经要给“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平反。“罗烽是作家支部书记,周立波是宣传委员,我是组织委员。周立波要我代表支部去看看丁玲,说:‘你拉上朱老丹,你们还可以买点礼物。’到了多福巷,丁玲心情很好,她就跟我说在成都看的川剧,彭海清演的《打红台》,她绘声绘色,讲彭海清如何会表演,如何表现复杂的心理,如何刻画人物。丁玲非常会讲话,还带着表情带着动作。送我们出来时,丁玲笑着对我说:‘我是个清谈家,你也是个清谈家,清谈误国啊!’”

话题回到《丁玲传》上,李纳对两位作者说,“你们就是心平气和地讲故事,不胡编乱造,也不用华丽的辞藻,实实在在,我喜欢这样的写法。”她指着护封上面丁玲与胡也频的合影照片说,“这张照片很好,我没见过,胡也频的字写得这样好!”

李纳还要阿姨拿出一本她的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送给王增如李向东。她虽然视力很差,但还是拿着一支签字笔,一笔一划地写下“增如 向东留念 李纳 2015年6月24日 喜读《丁玲传》之后”。

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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