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大国是怎样炼成的

唐山 的日记

中国人的科举始于隋,成于唐,完备于宋,终于清,历时1300多年。颇有人赞之为“第五大发明”,却忽略了,正是这一制度将我们打造成世界上最会考试的民族,也是最会作弊的民族。

以唐代为例,因采取岁考制,考生在本籍参加完乡试后,再入京会试,如未被录取,需返乡准备下次乡试。很多举子只好暗度陈仓,重金将籍贯迁入长安,不仅免去往来奔波辛苦,而且长安是首善之区,录取比率更高。到后来,因“高考移民”太多,已难入长安,则周边的万年县等亦成热门。

办不起移民,就得“干谒”,当时凭权贵的推荐可免除乡试,故举子争相将自己作品投给他们,李白白居易都曾走过这个捷径,李白为此还说出了“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般肉麻的话。

即使进了考场,也不干净,还可以内定状元(当时称状头),主考官吴武陵曾推荐杜牧为状元,但另一主考官崔郾则回答说,已经内定给别人了。

此外还有大量“枪手”,以致“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晚唐时著名才子温庭筠因写“艳词”成名,中榜无望,只好转做“枪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会试,为防止温庭筠作弊,特意将他的座位安排在监考官门口,温庭筠匆匆写完,提前交卷,可匪夷所思的是,他用这么短的时间,居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即已替8个人完成了考卷。

宋代为防止科场作弊,建立了锁院、搜阅、糊名、誊录、殿试等制度,但再严格的制度,也有缝隙,苏东坡曾担任过主考官,考前让仆人将考题送给自己的一位李姓朋友,没想到此人正好外出,仆人便将信放在桌子上,恰好李氏两个朋友前来拜访,便将试题偷走,连夜模仿苏东坡文风草拟成稿,结果两人高中,而李氏却落地。

北宋杨亿以清廉正直名世,一次他主持省试,几名同乡举子求进,他愤然说道“丕休哉”,这是当时的一句骂人话,说完后杨亿拂袖而去。其中几个反应快的,在考试中刻意掺入“丕休哉”三字,果然皆得高中。

洪迈在《容斋四笔·科举之弊》中说:“法禁益烦,奸伪滋炽,唯科场最然……代笔有禁也,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贿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可见此时已“枪手”林立,尾大不掉。

明清两代,科举作弊更是花样翻新,甚至引入“高科技”,如将小抄誊写在金箔纸上,千篇厚不盈寸,为将字写得更小,甚至以老鼠须作笔,又有用药煮写于青布衣裤上,涂以泥巴,入场后旋即拂净,文字立见,甚至还有人利用“飞鸽传信”。

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说,万历年间,某考生挟带作弊文稿,用防水油纸卷紧,藏入肛门,被查出后,推说是前面考生丢弃的,前面考生辩解道:“即我所掷,岂其不上不下,刚中粪门?彼亦何为高耸其臀,以待掷耶?”

历代对科举作弊惩处严厉,以身试法者,不仅会被终身取缔科考资格,还有可能被脸上刺字、充军发配,性质恶劣者,甚至会因此丢掉性命。可从实际效果看,并未形成持久的震慑力,总是严格一段,很快又转向松懈,几番震荡下来,最终局面不可收拾。

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首先,只有人治,没有法治,随意性太大。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载,太宗赵光义殿试,总喜欢把最先交卷的人录取为第一。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殿试,状元定为祁顺,可没想到英宗的名字为朱祁镇,与祁顺音近,为免除麻烦,只好将他拿下。乾隆五十四年(1789)殿试,见一名考生名胡长龄,便开玩笑说:“胡人乃长龄耶?”此时乾隆已79岁,渴望长寿,便将胡长龄定为状元。“家天下”中,连皇帝都如此儿戏,下面的人又何必认真?

其次,社会一元化,扭曲了科举的初衷。考试本是为了检验学习成果,可在古代中国,一切都是政治,人们被迫生活在单向度社会中,除了通过科举去做官,其他行业皆无出头机会。传统读书人还能凭学问名世,可自朱元璋始,读书人不应召出仕即为不忠,罪至论死;古代商人尚可笑傲王侯,可明清两代商人在正税之外,还要承受“捐纳”搜刮,加上各级“陋规”,负担沉重,即使是小官僚,一句话也足以让你破产出局。在这样的氛围下,自然是人人想当官,为了当官,可以不计一切代价。

作弊作为一种腐败现象,如果没有制度腐败的助力,不可能千载相伴。事实证明,只要封闭的权贵垄断格局、倾斜的利益分配机制、只许自我监督不需社会监督等因素不改变,弊案便永无休止之日,这是1300多年科举史给我们留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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